分析师认为，短期来看，派发大量消费券，可通过杠杆效应撬动消费，但长期来看，还是要从增加居民收入入手，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记者辛圆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持续优化，地方也在快马加鞭稳经济。12月以来，全国已有超40地发放新一轮消费券，金额从百万级到亿级不等，覆盖的消费领域包括餐饮、家电、汽车、文旅等。
分析师认为，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短期来看，派发大量消费券，可通过杠杆效应撬动消费，但长期来看，还是要从增加居民收入入手，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
据《深圳特区报》消息，12月18日，深圳市南山区启动“HiGo南山·见圳美好生活”促消费活动，即日起至2023年春节期间将发放2亿元消费券，覆盖汽车、家电、餐饮等多个领域。另外，南山区工信局还联合了四大电商平台，合计发出超1个亿的消费券，覆盖商圈消费、消费电子、餐饮住宿等多个品类场景。
12月16日，江苏省“2022苏新消费·冬季购物节”启动仪式在南京主会场举办，活动期间全省将累计开展1800余场消费促进活动，发放超2.5亿元消费助力券和数字人民币红包，超10万家商家参与，共同掀起“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主题、全年可持续”促消费新潮。
有些地区则更聚焦某个领域。比如，12月22日，北京市昌平区通过微信小程序“消费地图—昌平区”平台启动发放1000万元汽车消费券。消费者除享受4S店内原优惠外，可叠加使用汽车消费券，最高可享受6900元补贴优惠。新疆于今年12月下旬至明年2月发放5万余张、总金额400万元的冰雪旅游消费券。12月20日至明年1月31日，西宁市将发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全面带动文旅行业复苏。
地方大力度拿出“真金白银”促消费和目前我国消费市场的疲弱有相当大的关系。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1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5.9%，降幅比上月扩大5.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落。
12月15-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不应该再纠结要不要发消费券，而是应该更大程度、更加积极、更加坚定地用这种直达消费者的刺激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周六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的研讨会上说。
他指出，过去传统政策更多是通过投资拉动经济，但现在的问题是，投资面临很多约束，而且传导的链条又长，所以，在拉动经济的过程中，直接刺激消费者是非常重要的。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周末撰文称，经济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拉动，在2023年投资和出口都趋弱的背景下，要稳住经济大盘，发力点应该在消费这驾马车上。他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向全体公民发放消费券，规模不低人均1000元。
“根据过往地方政府发行消费券对消费拉动的经验数据，一般乘数在3-4倍左右，即100元的消费券花费，可以带来300-400元的消费额，那么，1.5万亿元的消费劵，能带来4.5-6.0万亿元的消费额。即便按4.5万亿元计算，将使得2023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多增长10%以上，完全可以弥补出口增速下行的缺口，且不足以增加通胀压力，同时也有利于稳增长目标的实现。”
不过，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通过发放消费券和现金的方式设定限时消费，短期是有必要的，但也要看到，短期刺激消费取得部分效果的同时，后果可能是透支后期消费，未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
在罗志恒看来，目前中国消费低迷是四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形势恶化，居民预期转差，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双降。二是居民杠杆率上升，房贷的还本付息压力大。三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四是社保制度不健全，预防性储蓄上升。
罗志恒强调，提振居民消费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入手，并辅之以收入分配改革、财税、户籍等多项改革。
他进一步表示，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支出结构从以“物”为主走向以“人”为主。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虽然李迅雷建议发消费券，但他也表示，长期来看，消费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消费的占比水平，三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占比。这其中，第一个因素，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下，要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难度较大，明年我国经济增速会有所上升，但不会大幅上升，故通常情况下消费增速也很难大幅提升。第二个因素，我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除了与我国传统节俭文化因素有关外，还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度相对较低有关。
李迅雷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显得尤为重要。他建议政府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定向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的二、三支柱的体量；继续推进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降低老百姓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负担。
除了政府部门拿出更多“真金白银”，李迅雷表示，还需要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
他指出，今年以来，随着全国房价的普遍回落，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将显著减少。为此，一方面要多管齐下，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另一方面，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即从过去主要从房地产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转向从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上获得财产性收入。
李迅雷还表示，要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他表示，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占总人口前20%的高收入组的人均水平超过后20%低收入组十倍以上。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去年我国社会捐赠占GDP的比重为0.2%，美国则达到2.3%。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