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二世时期,拜占庭帝国西部边疆各种势力雨后春笋般兴起,很多势力都对拜占庭帝国的土地和财富艳羡不已,所以西部边疆在帝国的地位就日益重要起来。阿莱克修斯一世时期的诺曼人、佩切涅格人威胁已经成功被化解,但是诺曼人的威胁却始终存在,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西部边疆地区的纷乱。因此在分析完西部边疆地区的外部势力后,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纷争的原因展开一些探讨。
一、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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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修斯一世有三子、四女。约翰二世是长子,而安娜是长女。作为阿莱克修斯一世的第一个孩子安娜嫁给了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由于阿莱克修斯一世偏爱约翰,在位期间让他担任共治皇帝,并决定要约翰继承王位。但是伊琳妮皇后站在安娜公主的一边,全力的支持安娜继承王位,一旦有机会就在丈夫阿莱克修斯一世面前诽谤约翰,对女婿布莱尼诺斯大加赞扬,试图说服皇帝改变主意。
据记载,阿莱克修斯一世曾反驳皇后说:“我没有忽视你的请愿,但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看看前罗马皇帝中有谁把他的儿子放在一边而是选择了他的女婿即位?即使这种情况偶然发生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我们也应该承认只是罕见的例外,不合理法。如果我将王位传给女婿,那么罗马后人就会大声地嘲笑我,并得出我失去了理智的结论,因为我选择女婿继位是在否认血缘关系的权利和基督教宗教原则,以不值得赞扬的方式传递王位。随后马其顿就会以强硬的军事实力入侵,并将一个马其顿人安排在拜占庭的王位之上。”
阿莱克修斯一世去世之后,约翰二世以武力为保障,在各阶层支持下打败他母亲和姐姐安娜的势力,继承了王位,并且很快就牢牢地控制了政府,开始运用自己智慧来管理国家事务。即位之后,约翰二世首先为了稳定首都局势,任命艾萨基斯为摄政王,又大批任命家族成员担任中央政府的要职,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约翰二世并没有对夺权者采取过激措施,而是采取宽容的处置方式,只是没收了财产,而没有将夺权者处死,这种宽大的态度在约翰二世统治期间虽未再一次引发的统治危机,但却为帝国动荡埋下了隐患。
即位之后的约翰二世时刻警惕帝国周边的游牧民族势力,因为他清楚蛮族入侵所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为此,他开始着手训练军队,并将之投入到对外战争中去,在战争中达到练兵的目的。
在内政方面,约翰二世完全继承了他父亲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政策,在制度上并没有重大改变。但是,约翰二世更加注重家族血亲和姻亲的任用,因为这也符合12世纪拜占庭政治的特点,用家族势力巩固政权。约翰二世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有助于帝国的行政和管理,特别是军事实力的提高。此时管理国家的帝国官员们来自皇室的各个分支家族,他们在内政上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尽管在一开始时,这种管理模式能够稳定帝国的政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势力的不断增长,会引发地方分裂倾向,黑海南岸的特雷比仲德的最高行政长官君士坦丁·加布拉叛乱就是最好的例证。
约翰二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量地赏赐给官员以各种荣誉头衔,其中以授予塞巴斯托斯头衔为多,这也是约翰二世统治时期最大的变化。因为在此之前,这个头衔只被授予皇室的血亲,但在约翰执政期间,塞巴斯托斯的头衔也被授予给他关系亲密的朋友。它强化了新政府的集权性和家族性,因为被挑选来担任行政职务的人拥有皇帝的信任。控制国家命脉的肱骨之臣都是直系血亲或皇家朋友圈子里的人,与皇帝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很少,因此只有极少数人不在他的控制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凯撒这一职位在行政等级中开始逐渐失去地位,而且塞巴斯托斯的职位在此期间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一个新兴的行政机构似乎开始逐渐掌握大权,这一点从潘托克拉托寺院的歌曲中可以明显看出。这表明约翰统治所采取的这些内部政策,孕育了后期分裂割据的倾向。
除了约翰二世依赖家族成员管理国家会造成地方分裂因素外,在西部边疆地区还孕育着一些对社会不满的力量。主要表现在约翰二世持续的军事行动给帝国人民造成经济困难,特别是西部频繁遭受外部势力入侵的地区,从而引发西奥多·普罗德罗莫斯修道院的反动诗歌流传和普斯哥湖居民起义事件。这些危机因素虽然无法改变1118-1143年约翰二世在位期间的帝国内部和平的主流趋势,但帝国臣民对约翰二世的政策的不满还是时有发生的。
皇帝对那些反叛人物和阴险的恐怖分子是特别宽容的,他提出的惩罚只限于没收财产。皇帝的宽大和避免苛刻的惩罚有助于维护帝国内部的平衡,以便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不受阻碍地组织和进行军事考察。约翰二世对潜在篡位者的态度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维护内部和平,但也会存在出现其他篡位者的安全隐患。
二、帝国外部势力的威胁
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时期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有效抵御外敌、收复部分失地和着手重建防御系统、挽救拜占庭帝国于颓势,并尽力探索新的统治形式上,这对拜占庭晚期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约翰二世在1118年继承王位时,拜占庭帝国的边界线大致为在西北方向延伸到塞尔维亚南部的高地和多瑙河地区,东到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的边缘,甚至叙利亚的安条克公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将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纳入帝国控制之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约翰从其父阿莱克修斯一世手中接过的拜占庭已再次成为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主导力量,这种地位能够带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并为约翰二世进行军事扩张活动,收复失地提供了保障。
另外,拜占庭的军事活动也由自卫转为扩张,发生的地点由帝国境内转移到他国疆域。这不仅减轻了战争对帝国经济、自然资源和社会生活的所造成的破坏,而且进一步提高了拜占庭帝国的战略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帝国与诺曼人、突厥人和匈牙利人在这一时期外交交往中往往占据更为主导的地位。
然而,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时期实施的内外政策是在其特殊的背景和方向下进行的。即使他去世时国内外的情况基本有所改善,但他统治政策的局限性也是在日后约翰二世执政时期逐渐暴露出来。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外交政策缺乏稳定性,也比较注重短期效应,从而忽视了对帝国造成的长期影响。比如他在处理威尼斯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和雇佣军等问题上留下了后患,使继任的约翰二世不得不殚精竭虑地处理这些遗留问题。
1.地理位置的劣势
帝国的地理位置特征使它长期处于面临外部国家和民族侵略的威胁之中,因此寻求盟友来加强安全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但是,约翰二世统治之前拜占庭帝国的结盟政策往往旨在满足其短期利益,而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与他国稳定的联盟,始终未能拥有互相能够深厚信任的关系。比如帝国后期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与威尼斯、比萨和热亚那的友好邦交也都只是昙花一现,与教皇、神圣罗马帝国或诺曼王国也貌合神离,而这些西方势力对帝国的援助也并没有尽心尽力。
在11至12世纪,约翰二世不得不放弃了他父亲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宁愿选择与拜占庭帝国战斗,也不愿为了获得利益而互相之间爆发冲突。而且阿莱克修斯一世的边疆外交策略大多是权宜之计,其能发挥的有效性与皇帝的个人能力和执政经验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约翰即位之后这些邦交问题纷纷凸显出来。
2.以商业特权换来的军事援助
阿莱克修斯一世时期,拜占庭帝国以商业特权为筹码请求威尼斯人提供军事援助,这给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带来了长期不良影响。按照协议,由威尼斯人组成的雇佣海军为拜占庭帝国对抗诺曼人提供了军事援助,从而获得丰富的报酬。在帝国外交关系中,金钱和头衔曾被作为普遍的外交手段被授予他国,但减税和授予商业特权这一新方式相较于前者会产生更为长期的不利影响。税收减免打破了帝国传统支付金币的做法,表面上减轻了国家短时经济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尤其是在12世纪以后,对拜占庭经济的破坏却是巨大的。
当拜占庭帝国不能满足威尼斯人日益扩大的胃口时,两国之间的武力对抗就不可避免。例如,约翰二世拒绝授予威尼斯人以前享有商业特权,威尼斯人于是在1124—1125年派舰队对爱琴海地区进行洗劫,最终爆发了战争。拜占庭帝国所蒙受的商业损失和战败屈辱,使其对威尼斯人的仇恨日益加深,这又导致了1182年拜占庭将帝国境内的威尼斯人暴力驱逐出君士坦丁堡事件的发生。后来作为报复,威尼斯人又帮助第四次东征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占领了帝国在东地中海的主要岛屿和港口城市,以及最富有的商业区和航线,成功夺取了地中海商业霸权。
3.十字军的东征
为了对付突厥人,阿莱克修斯一世向西方寻求军事援助,没想到却引发了十字军第一次东征。大批十字军在漫长而艰苦的行军路上中饱受饥饿和疲劳折磨,并对从巴尔干抵达小亚细亚和耶路撒冷的沿途地区进行掠夺,严重破坏了帝国边疆地区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虽然阿莱克修斯一世严厉要求这些十字军遵守西欧军事纪律和拜占庭法律,在整体上大致地控制了参与十字军运动人员的恣意妄为,但由于参与运动的人数众多,顾及不到的东征队伍给所经帝国之处仍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甚至在一些被占领的城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屠杀。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对十字军的到来始终保持警惕,认为“他们表面上打算去耶路撒冷朝圣,实际上他们计划推翻阿莱克修斯一世的统治并夺取君士坦丁堡”。这一猜测不幸地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实现了。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拉丁帝国使统一的拜占庭帝国分崩离析,并再也没有能力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
总结
在约翰二世即位之初,拜占庭帝国西部边疆外部势力纷纷崛起,十字军东征的影响还在持续扩大,巴尔干地区的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爆发战争,尽管约翰二世成功地化解了巴尔干地区的危机。但是,西部的主要威胁诺曼人的势力不断扩张,为了应对诺曼人势力,拜占庭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与威尼斯、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皇之间的关系,约翰二世利用其精明的外交手段,结成了反诺曼人同盟,稳定了西部边疆,从而为他的东部边疆战争提供稳定的后方。